【转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实现①
［摘要］2019年初，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计划，这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的实现有方法论和内容的双重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表达了坚定的政治意愿，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努力建构优质公平的国民教育体系；积极推动开放平等互促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遵循并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规划”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全球教育治理；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
2019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同时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这是中国政府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举措，同时也是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主动兑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for Education,以下简称SDG4）的重要举措，对于国际社会早日实现2030 教育目标在方法论和内容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
一、坚定的政治意愿和强有力的政府领导
2015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携手130名政府部长、高层政府官员、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和非政府组织的领袖、学术界成员以及私人部门代表在韩国仁川发布了《仁川宣言》（The Incheon Declaration）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明确指出2030年全球教育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这为未来15年的全球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11月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38 次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采纳《教育2030行动框架》，并将“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正式纳入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中，成为其中的第4项，也就是我们现在通称的SDG4。为达成SDG4，《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都反复强调政府积极作为的重要性。正如《教育2030行动框架》第78条所言：“教育2030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各个国家，政府是所有人享有基本教育权利的第一责任人，同时在提供公共教育财政保障，确保高效、公平、有效的管理体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政府应根据本国的经验和优先事项，坚持对教育的政治领导，坚持为实现教育2030目标提供过程指导，同时对其他关键合作者开放，为他们参与国家教育改革提供透明、包容的环境。”[1]事实上，在2015年之前，UNESCO每年发布的《全民教育监测报告》中都会反复强调各国政府“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对于全民教育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价值。如2008年UNESCO发布的《2015年全民教育：我们能达成目标吗？》中，时任UNESCO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先生在序言中就强调：“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今后的工作需要坚定不移的政治意志，始终确保从早期幼儿教育开始的各级教育工作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调动政府、民间社团和私营部门缔结创造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动态协调，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2]《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对各国政府政治决心的重视，实际上是延续了“全民教育”25年的历史经验。
中国政府向来重视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普遍重视教育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要工作就是恢复高考制度，这随后也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4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而科技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如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4]。1983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为中国未来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1985年，中国颁布了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也再次指出：“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领导人对优先发展教育必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认为教育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且对整个国家现代化都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5]。“科教兴国”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党的十七大后，教育被列入了国家民生工程建设的首要事项。“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6]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民生工程在党和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已形成高度共识，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将教育进一步提升至关乎民族复兴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7]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8]
此次中国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多年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的认识和深刻理解汇集其中。同时面对全球格局的巨大变革，中国政府更加迫切地认识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必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还特别强调“坚持优先发展”的基本原则：“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谋教育就是谋未来的理念，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上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将教育发展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民族振兴的长远目标紧密结合，把教育投入作为重点投入，在国家现代化全局中超前规划、优先发展教育。”正如袁振国教授所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传承本国的传统，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创造性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的‘双优先模式’，即‘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模式。这两个‘优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双轮驱动。”[9]这种“双优先模式”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教育2030 目标树立了“政治意愿”和“政府领导”的中国榜样。
二、优质公平的国民教育体系
《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确定的2030年全球教育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它吸取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和发展观，其基础是人权和尊严，社会正义，包容，保护，文化、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共担责任和义务……我们将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将工作重心放在获得、公平和包容、质量和学习成果上”[10]。《仁川宣言》认为“包容”和“公平”是教育变革的基石，反对在获取、参与和学习成果方面一切形式的排斥和边缘化、不平衡和不平等现象。因此，《仁川宣言》特别强调要将工作重点放在最弱势者，尤其是残疾人方面，同时也特别关注性别平等问题，确保不落一人。《仁川宣言》同样强调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它认为“优质教育培养创造力和知识，使人获得识字与计算的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其他高水平的认知、人际和社交能力。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ESD）和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简称GCED），优质教育还培养让公民过上健康圆满的生活，作出明智决策，应对当地和全球挑战的技能、价值观和态度。”[11]这样的教育既包括正规教育，也包括非正规教育。因此，提供灵活贯通的学习途径是确保终身学习的重要制度环境。根据这一总体目标，《教育2030行动框架》又明确提出了10大具体指标，其中包括7个教育内容目标和3个支持内容目标得以实现的条件目标。而这7项教育内容目标中既包括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学段的教育目标，同时也包括性别平等、群体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等各个问题领域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几乎涵纳了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全部。
中国作为九个人口大国之一，自2000年《达喀尔行动纲领》颁布以来，在国际社会率先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成为“全民教育”的成功典范之一。当下，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已从解决“有学上”的问题转化为了如何“上好学”的问题，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言：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一阶段中国教育中的公平和质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此次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就明确提出“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将显著提高，国民财富将快速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人口结构持续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更为多样，必须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加快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具个性的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特别对当前中国教育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因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提出了未来中国教育发展的八大基本理念①，这其中有对《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回应，也有基于中国自身文化和教育实践提出的创新性观点。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认同《仁川宣言》中公平、包容的价值观，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强调“面向人人”的基本发展理念，“坚持有教无类，保障每个人平等受教育权利，努力提供公平、优质、包容的教育，使教育选择更多样、成长道路更宽广，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并特别针对残疾儿童少年提出“形成布局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建立更加完善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儿童少年助学政策体系，让残疾儿童少年接受适合自身特点、有利自身发展、有质量的教育。”同样，《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特别强调终身学习的价值，要“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调发展，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线上教育和线下学习相融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密切配合、良性互动，形成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将学有所教与终身受益作为衡量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准。加快建成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努力为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机会、开放优质的教育资源、灵活便捷的学习方式、绿色友好的学习环境，让学习成为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强调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不仅要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并在吸收《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第一，提出“优质均衡”的发展理念。正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计划所言：“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要根据各地实际，强化分类指导，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聚焦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等最困难的地方，不断完善发展机制，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全面扩大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这不仅仅是普及教育和资源均衡分配，而是要在保证优质的前提和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这固然是对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回应，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公平与包容的发展内涵，即除了残疾人、性别平等问题外，还充分关注到了农村地区、偏远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更广阔的社会弱势群体，这既有中国社会特殊的国情背景，但同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同样存在类似的发展问题，对其同样有借鉴价值。
第二，中国向来注重德育的价值，“以德为先”一贯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正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思想品德、理想信念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坚持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育人和育才相统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环节，着力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水平。”同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强调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坚持以能力为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强化实践环节，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学以致用，着力培养学习者适应未来发展的职业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这既包含《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对21世纪核心素养的要求，同时从更深的层面，强调了学生道德发展和价值观建立的引领作用，以及知识、能力、价值观之间相互促进与相互发展的关系。这对实现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可持续发展教育使学习者能够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为当代和后代作出实现环境完整、经济可行和社会公正的明智决定和负责任行动”[12]。而无论是环境、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学生基于已经习得的道德价值判断来作出明智的决定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第三，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融合，全面提升学生意志品质、思维能力、创新精神等综合素质，提高身心健康发展水平，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并特别针对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提出了详细的要求：“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强化学校体育工作，强化对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测评，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开齐开足美育课，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树立依靠辛勤劳动创造美好未来的观念。”在全球经济发展遭遇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凸显劳动自身的价值而非资本市场的游戏显得尤为有价值。同时，为保证以上目标的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要因材施教，“面向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完善教育体系，创新体制机制，改进培养模式，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促进学习者主动学习、释放潜能，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鼓励“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以及走班制、选课制等教学组织模式，促进学生主动把学习、观察、实践同思考紧密结合起来，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四，注重教师队伍建设。《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指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是加快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完善教师管理和发展机制，吸引和汇集优秀人才从教，激发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努力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更好地承担起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中国文化强调“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同时赋予了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多重使命，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化中的教师寓意更凸显了新的时代使命。因此，中国特别注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求教师“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教师以德修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当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提出要完善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制度，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等多项措施来促进教师队伍建设，以确保《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这种将师德、专业知识、教学实践与社会支持系统相互结合的教师队伍建设策略对于国际社会同样有重要的启发。
三、开放平等互促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不仅关注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同时也鼓励各国之间开展平等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这不仅有人口全球流动和全球劳动力就业市场扁平化的现实需求，如《教育2030行动框架》第42条指出：“另一个趋势是人员和学习者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学生到国外留学深造。因此，学历的可比性、认可度和质量保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切的问题，在行政系统薄弱无力的国家尤甚。同时，高等教育的流动性既是一项资产也是一种机遇，应当加强这种流动性，以便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13]；“在发展跨境高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及制订研究方案方面，包括在承认高等教育学历的国际性和地区性公约的框架内，加强国际合作，以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更好的质量保证和能力发展”[14]。同时，其中也蕴含了以UNESCO 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国际理解”“和平与发展”的理想诉求。《教育2030行动框架》第62条指出：“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和全球公民教育（GCED），包括和平和人权教育以及文化间教育及实现国际理解的教育，公民可以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见解，从而过上充实的生活、作出明智的决定、在本地和国际上积极承担应对与解决全球挑战的职责。”[15]此外，必须承认《仁川宣言》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的实现还面临着巨大的资金挑战，这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2015年至2030年间可供使用的国内资金与实现新的教育目标所需资金之间的年度筹资总差额平均为390亿美元。低收入国家的差额格外巨大，占年度开支总额的42%。国际公共财政（包括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促成从其他公私来源调动额外的资金。因此，如果要实现教育目标，在接下来的15年里，援助仍将是极为重要的教育经费来源，而中等收入国家越来越多的捐款将会作为补充。”
事实上，随着中国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积极推动与不同国家的平等交流与合作，既包括人员交流，也包括联合研究项目、学历互认等活动。正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言：“全面深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完善学校、师生与国外双向交流合作机制，鼓励更多学校与海外优质学校建立伙伴关系……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再如“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快培养非通用语种、涉外法律等‘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积极稳妥推动职业学校、高等学校与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建一批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人文交流基地。建设‘一带一路’教育资源信息服务综合平台，推进教育政策和标准互通、教育资源互通互联。”
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政府所强调的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与西方社会传统援助中居高临下的价值立场有着本质的不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中曾指出：“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6]这样独特的自我意识使中国特别注重捍卫中国文化在世界体系、特别是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合法性。此外，中国文化一贯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共生，中国千年的发展历史也一再证明开放包容吸收各国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的重要动力和滋养源泉，这同时是中国文化中关于万物发展与生长的朴素逻辑和基本哲学。可以说中国政府坚持使用“教育交流与合作”这样的概念，事实上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另一种发展哲学和发展路径。
此外，中国政府也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强化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主动承担负责任大国使命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参与国际竞争、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正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强调的那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鼓励各级各类教育“增长知识见识，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良好行为习惯，激励学生敏于求知、勤于学习、敢于创新、勇于实践、自觉促进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人才”。中国必须心怀天下，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气候等方面诸多挑战，推动实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在国际合作中创造新机遇，必须办出更高水平、更为开放的教育，加强教育和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做出更大贡献。”
这事实上与UNESCO 倡导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想一脉相承。UNESCO《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宣言》指出：“在青少年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是为了使青少年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了解别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学习与其他国家人们交往的技能、行为规范和建立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学习正确分析和预见别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竞争与合作、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共存、和平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问题；培养善良、无私、公正、民主、聪颖、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共同发展的情操；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17]这种建立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基础之上的国际理解教育思想，相信对于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特别是有着类似被殖民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积极的建设价值。
四、“教育规划”基本原则的全面体现
“教育规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重要教育思想之一，UNESCO认为“教育规划”是一个持续、系统的过程，涉及社会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协调，教育、管理、经济和财政各个领域的原则和技术，“教育规划”需要社会公众、私人企业与国家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以确保为人们提供目标明确、阶段清晰的充足教育，为每一个人提供发展自身潜能，并为国家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有效贡献的机会。[18]UNESCO强调，“教育规划”需遵循以下四项基本原则。第一，科学性。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尽可能全面地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文化、人口、经济、政治等，且研究过程中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需要选择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第二，民主性。所谓民主的“教育规划”是指专家在国家的授权下承担技术责任，同时允许公众对“教育规划”的目的界定、目标选择和建议措施发表或是批判、或是建设性的意见，确保公众讨论、商榷的自由和系统性。第三，可行性。无论是短期规划还是长期战略，教育规划的制定必须根据可获取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结合各国的发展实际，认清影响规划实施最重要的因素，以有效地解决教育问题。第四，国家性。教育规划的制定和呈现不仅仅是某些个体、某些群体或者某些部门的事情，而是一个国家应付诸努力，且关系国家发展前途的事情。[19]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完全遵循并充分实践了UNESCO“教育规划”思想的基本原则。该规划在充分考量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教育发展已有的经验和基础，直面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未来十五年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同时，为了配套《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落实，中国政府同时还制定了2018—2022年的5年行动计划，既有长期战略又有近期目标。在计划制定过程中，政府充分授权部分专家承担专业责任，同时多次、广泛征求更多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教育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重视。而对于国家在教育事务中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中国政府更是多次表明了其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决心。总而言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不仅体现了中国教育未来15年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宏伟蓝图，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而且对于国际社会努力实现SDG4 这一教育2030 目标有着方法论和内容上的双重示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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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Framework"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SDG4
GU Mingyuan, TENG Ju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In the ealy 201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sued the "China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Framework", which has value in both methodology and conten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for Education (SDG4)."China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Framework" not only expresses firm political willingness and strong government leadership, but also strives to build a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high-quality and equity, as well as to promote open, equal and mutual-benefi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Besides, "China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Framework" also followed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best practice of UNESCO's philosophy on "education planning".
Key words：education modernization；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SDG4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9）05-0003-07
①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不同类型国家教育制度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7JJD88000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顾明远，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滕珺，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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