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刘云杉——拔尖与创新：精英成长的张力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06期10-27页

　　作者简介：刘云杉，四川绵阳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学.

　　DOI：10.14138/j.1001-4519.2018.06.001018

　　

　　摘 要：拔尖与创新之间存在价值冲突，拔尖的目标是“不能失败”，而创新的前提是“不怕失败”，本文聚焦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以“拔尖模式”培养“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的内外困难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拔尖”既是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精英教育维持地位的策略，也是功利主义教育侵蚀的结果，在学术职业内部，它表现为求真、求誉与逐利等诉求之间的张力、成功学的强制性流行；在个体身上，它表现为强竞争下年轻人日渐封闭的内心，被诱惑的虚假创新，以及挫折后的平凡。文章的最后回归本科教育的宗旨问题，追问今日精英到明日栋梁的健康成长之道。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以科学为业；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精英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拔尖”还是“创新”？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断向外扩大规模的同时，逆行着另一重力量——围绕资源与资格的垄断与开放，高等教育内部以不断地排名、分级、分类，以建立严格的荣誉法则：从1995年的211高校建设，到1998年的985高校建设，再到2009年的C9联盟。既体现为中国参与并主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体现“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正向世界高等教育的新高地速跑。世界高等教育的“新高地”的崛起，“拔尖”不仅成为学校排名、学科建设的目标，也成为人才培养的模式。

　　中国高校素有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试验班的传统。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探望住院的钱学森先生，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9年11月，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之问”被转意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形成中国教育的内在紧张与政策窗口；2010年以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为基本原则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启动： 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建立拔尖人才重点培养体制机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

　　2009年,北京大学作为第一批启动试点院校开始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五个基础学科领域设立了五个项目组开展拔尖人才培养试验，2010年，设立环境科学项目组。在各院系出台的培养方案中，强调启发学术兴趣为导向，加强基础训练为手段、强化实践环节为核心，培养学生产生浓厚的科研兴趣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志向，使学生在未来能够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队伍。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还是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政策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提法，“拔尖创新人才”指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未来能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的领军人才；创新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指一系列试验与支持： “试验区”实行自主招生，建立多元录取机制，注意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学术兴趣和发展潜质，实行动态进出机制，将最优秀的学生选入计划进行培养。

　　政策话语中笼统的“拔尖创新人才”内涵却有完全不同、甚至不无冲突的价值取向：“拔尖”意味着成功，它是以结果、评价为导向的定位，意指出类拔萃，其策略是“不能失败”。“创新”则体现在知识与真理的探究上，探究充满着不确定，“创新”唯一确定的前提是“不怕失败”。在拔尖与创新的张力之后，高等教育已经进入社会的核心，成为社会精英人才选拔代理机制。这又将陷入另一重困境之中，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大致可分为两类：学术专业(academic profession)与博学专业(learned profession)。前者强调献身科学精神和探索科学能力的动机，后者兼具科学性和实践性两方面的特点；前者多以科学为业，他们可能是科学王国的王子，也可能是实验室的隐士。后者在大学接受必要的科学、理性训练，将走入社会，校园是他们的驿站，是其青春奥德赛游历中的一段旅程；当然，校园也可能是骑士出征之前的集训营，他们在这里用格斗、搏杀，用脸上的疤痕、肩膀的勋章证明自己的勇敢与力量，激励自己的野心与志向，整装待发，抢先攻占职业精英、社会精英的高地。

　　尼采在1872年写作《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分析其时德国教育的处境：“现代教育机构唯‘时髦’和‘合乎时势’是求。存在着两种貌似相反、实质相同的倾向：在外延上扩大教育，在内涵上缩小教育。两种倾向皆违背自然的意图。教育集中于少数人是自然的必然规则。”

　　我们同样置身于尽量扩大教育规模的洪流之中，高等教育被视为必需品，它被置于越来越大的范围，越来越多的人或主动或被迫地卷入，希望从中获益或防御损失；我们是否也面临教育窄化与浓缩的冲动？它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大众与精英构成一对离奇的张力，不断以外部的资源与资本、内部的绩效评估与排名指标重塑高等教育的教与学：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精英究竟如何选拔与培养？在激烈的竞争中，精英究竟如何被识别，他们需要以更快的速度，甚至被迫抢跑，以确保“领跑”优势？需要以更亮眼的绩效、更强悍的指标证成自己，为自己加冕？

　　不断扩大的教育规模用不断激烈的竞争逻辑既侵蚀又重构着教育场域，它能识别与奖励的是“拔尖人才”。拔尖人才一路快跑指向成功，但也可能是成功的失败，或者失败的成功，成功与失败彼此构成一对价值一致、利益互斥的张力，成功以失败为参照、为前提、为基础，竞争的严酷性体现在塔尖与基座，分子与分母、领跑与陪跑的动态筛选中；严酷的竞争下的个人既有可见的成功的失败者，也有不易察知的失败的成功者。以“拔尖人才”来评价、定位“创新人才”——基础学科的领军人才，既困难也危险，它面临内外两重困境：在外部的学术评价与管理上，“领跑”优势既有可能拔苗助长，以牺牲均衡性换取所谓的特长——片面发展，更致命的是其心态的“不能失败”与“害怕失败”，以科学为业者在养成阶段就感染了高功利的病毒；在科研表现的赛场上，我们培养了百米冲刺的短跑运动员，在科学探究的马拉松，在人生的马拉松中，他们能跑多远？在内部的学习与研究中，他们是否也面临着教育的窄化与浓缩，面临着学术工厂中的螺丝钉的困境呢？如何说服那些最聪明的头脑来专心投入这结果非功利、过程又可能异化的学术工作呢？

　　本文聚焦于北京大学的本科教育。这所大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蔡元培校长就任演说时就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勉励“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致力于开创一个独立的“学术社会”——有别于“专门学校”的“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这也奠定了这所大学崇高的地位与特殊的背景，它被视为“国家精英”的摇篮，选入其中者皆为“拔尖人才”——无论高考成绩的各级状元，还是竞赛、自主招生的优胜者。研究材料来源于2016-2018三届本科毕业生的访谈与座谈，有近150个案例。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对象虽来自北大，但研究所揭示的问题却不限于北大，北大学生不过更为典型，各种冲突与张力展现得更为充分；问题的根本症结也不在北大，而在于其后的制度逻辑，在于教育多种功能之间的冲突，也在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复杂。

　　在研究所揭示的问题中，有以下三个分析层次及相应的研究传统：

　　其一、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李猛选择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学院问题讨论：在一所致力于研究高深学术、推动知识进步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本科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刘云杉从北京大学近30年本科教改形成的教育制度入手，聚焦自由选择与制度选拔，分析大众高等教育与精英培养的张力。陆一、史静寰在2014年、2015年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学术志趣的研究。

　　其二、精英的选拔与精英的再生产，这是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布迪厄的《国家精英》、《继承人》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他的理论视角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线索。

　　其三，大众高等教育下的精英教育，既有布鲁姆等政治哲学传统的研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也有大学教授写作的畅销书《优秀的绵羊》所揭示“哈耶普”的强制性的成功学；当然，还有来自大学管理者的检讨《失去灵魂的卓越》,在不实的卓越之后，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

　　本文将仔细地考察：他们是谁？他们如何来到这里？他们又将走向哪里去？他们将在这里完成什么样的蜕变？

 

　　二、社会炼金术：资格与权利

　　“我不是一个loser”

　　“泯然众人”作为一个警诫，在我们的成长中，不时出现。既头顶光环，又身负沉重的十字架。如何朝着成功、稳妥的方向稳步前行？圈子里既期待我们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东西，又要求我们取得世俗的成功。无论哪一种没有做到，我们都会被指责批判：你是loser。我不能接受自己成为loser。(st1801)

　　这段话里面藏着三重含义，其一，想做的事情与成功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想做的事情正好是能获得成功的事情，就不需要再纠结犹豫。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又不确定能否取得成功；或者自己想做的事情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间有明确的冲突，这就面临着选择困难。

　　其二，自己认可的价值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出现了歧义，以不接受“loser”与世俗成功达成妥协，以及对身后的“圈子”的尊重、一定的理解甚至和解。他们每一个人身后都有或大或小内涵与功能不同的“圈子”，这既构成他们成长稳定、可靠、温暖的支持体系，也构成充满期待与要求、责任与义务的压力群体。

　　其三，“泯然众人”出典于《伤仲永》，“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受之于天的“通悟”，因其“受之于人”的教育的不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既是他们对自己天命的窥探，也构成对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安排。

　　这“受之于人”的教育早已成为“社会炼金术”。上智、下愚与中人，都期待在这大熔炉中，炼就真金。这“点石成金”的神指，既是教育，又不再仅是教育，教育已“变脸”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

　　韦伯说得好，那些通过“既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获得特权地位”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不加掩饰地行驶其权力，施展其特权。正相反，他们“期望看到他们的位置体系由纯粹的实质权力关系网络转变为各种应得权利的和谐秩序，确信他们就此获得了正当性。”布迪厄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的运行机制：“即某种根植于经济和政治秩序的物质性中的历史性任意裁断的社会秩序，如何通过自我转换，成了一种智力的贵族统治，每一处外在呈现都反映着这种统治。经由这种运作机制，社会等级制得以自我掩饰起来，无论是那些被抬高了身价的人，还是那些被它贬斥在外的人，在他们看来，它都成为一种人的成就的度量表。”

　　社会炼金术的核心在于用看似客观、公正的个人智力上的成就，掩饰其后的社会等级，其后的奥妙在于：支配各个群体和个人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道路的，不仅有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积累并传承的。故而，社会炼金术的要害与伪饰性正在于：形式上是资本持有者即个人的成就性特征，实质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学业的成就与相应的文凭，成功地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既用后者掩饰了前者，也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布迪厄抽象的文化资本在中国是日常的、具体的甚至细碎的家庭教育，父母是否用心投入、仔细陪伴，教育方法是否适切。在人的学习能力差异之后，是从小开始的学习能力的训练与学习习惯的培养：

　　妈妈是小学老师，从小，她就很刻意地培养我的学习习惯。学习本身就是需要学习的事。学会学习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st1822)

　　在能力与习惯之后，学习态度的监督也极为严格，长期担任班主任的父亲有特异功能，“他不用眼睛，走过去就知道我是否专心学习”；父母对子女的态度，既信任又理性，甚至到冷峻，“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你自己要有数，我不给你安排，你自己要安排。你安排我要审查。”(st1801)

　　把父母的意志巧妙地转化为孩子的目标，既宽和又严格：

　　10%：可见度的确定

　　父母给我从小制定的目标：在任何一个场合，你都应该是前10%，可以是历史分数、军训成绩，或者体育活动，达到这10%的标准多元，但你要尽量让自己凸显出来。(st1820)

　　走入大学不仅是学生个人的成就，更是家庭长年持久的努力。在这素有平等基因的社会，高等教育被期许为维持社会公平的安全阀，教育与考试既对一切人、一切家庭开放，就意味着一切人、一切家庭卷入其中。怀抱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

　　这场形式开放、客观公正，由孩子的持续努力完成的竞争，实质上是把日常不可见的、彼此遥远的、复杂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群体拉到一个具体的、可见的、直接的战场，短兵相接。这里没有生死的惨烈，但时间的漫长足以使人身心俱疲；没有刺刀见红，但淘汰与碾压构成其核心。

　　彼此PK,追求极致

　　我们的实验班被命名为“火箭班”，火箭班每个学期都需要考试，动态进出。全校前50名进入这个班，互相竞争。这样的氛围中，自然追求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一张卷子甚至刷十遍，掌握所有的知识点，花100个小时来做与花2个小时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st1836)

　　这更接近教育史中的形式训练说，洛克是其始祖。他坚信“因为身体的力量主要在于能承受艰苦，所以，心灵的力量也是如此”，通过学习一些有难度的内容，以此进行心灵的训练与人性磨砺。因此，学什么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借助学习来教育学生，通过设置障碍，对学生进行能力训练，养成必要的习惯，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应付。

　　“高考是全身心的训练”

　　高考不只是一场考试，它是你进入高中就开始的一整套围绕高考而来的教育训练， 你不得不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努力去训练自己。你得到的成果，绝对不仅是考试成绩。你训练出来的是什么？是你自己。包括在DDL面前精准规划时间、抗压能力、强悍的学习能力：自学能力、自己去查漏补缺的能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考试分数。那真的没啥。”(st1820)

　　“那真的没啥”后是塑造精英的教育实践。精英的选拔即识别出具有这样的心灵力量与人性品质者。必要的困难、一定的障碍也成为精英培养必不可少的措施，高竞争、高压力、高淘汰的学习一直是精英培养的可靠途径。竞争越激烈，对考试的批判越激烈，“天下苦秦久矣”。

　　竞争极大地损坏了考试的权威性。我们来具体考察它的形态：首先，思想资源中的精英主义(Meritocracy)——寻找且培养那些天资禀赋最为卓越者当任领导者，以替代传统的贵族统治或平民统治。然而，贵族与平民又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他们认同的精英，这体现为精英选拔的资格与权利之争。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育史上的杰斐逊主义与杰克逊主义之争(the Jeffersonian and the Jacksonian)，杰斐逊主义强调民主制度应该为有天赋的学生提供机会，强调资格与筛选，因此被誉为优秀的守护者；杰克逊主义强调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他相信人的心理天赋是相同的，因此没有必要设置教育的资格条件，也被誉为平等的卫兵。

　　其次，在当下的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两股合力推动“权利说”的高涨，其一政府承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享受优质教育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其二大众高等教育下，入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因此，基础教育减负，高考降低难度。

　　在“权利说”主导的减负压力之下，考试的筛选度变低，机运的降临就带有偶然性：

　　文科省前30名、理科省前100，其实没什么差别，完全靠运气；(st1801)

　　当高考的试题难度降低，筛选性不强时，就会变得更加考验你的意志品质。(st1836)

　　高分的迷阵让精英难以被识别：“某一分数段的学生都集中在某所高校，甚至是某一专业。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往往只有几分之差”。因而，精英的识别与选拔自然要寻找新资格，建立新门槛。高校的初衷是单纯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被逼出山，自己来挑马：

　　一方面，资质优秀的学生，高中三年只是在刷成绩，完全是浪费时间；另一方面，高考高分学生入学后却对基础学科没有兴趣，学习失去了动力。这是双重的浪费！(教授访谈)

　　985高校纷纷尝试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新机制，在高考保证教育公平的“初筛”之后，高校的自主招生、学科竞赛、实名推荐力图走出新路，希望招到综合素质全面、学科特长突出、有强烈好奇心、具备发展潜能、社会责任感强的学生。

　　新资格的尝试——虽由大学招生所主导，具有传统政治浓厚“举荐制”特征，但“权利诉求”推动其开放，一旦变成公开考试甚至“二次高考”，就成为多重利益群体的博弈空间。社会炼金术的逻辑推动资格不断被修订，在笼统的多元评价、综合素质、多元选择的实践中，确保天资与意志、努力与外力、投入与投机的融通。

　　对学生而言，学科竞赛是最早且最基本的途径，自主招生多以此为基础：它有由外到内的三重功能，首先是升学，这是高筛选、高功利之外的另一条途径；其次是激发对学科的热爱；其三是迎接挑战性的任务所带来的自我实现，获得相应的荣誉与尊严。(st1841)

　　选拔要求新的资格，这就意味着新的门槛与投入：

　　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走竞赛，很多人不是输在真的不行，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条路，根本不知道如何弄这个东西。经济允许的家庭，才能在课外培训机构投入，增大在选拔中胜出的机率。(st1841)

　　新资格意在建立新的标准，筛除不合适的竞争者。某专业每年招收160到180名学生，至少100名是高考前见过面的，也就是说，他们参加过学科竞赛招生与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的考试内容既不遵循高考大纲，也不遵循中学教材，更没有考试大纲。反讽的是，伯乐相马，不拘一格，不料，马市突然热闹了，既出现了马贩子，也出现了驯兽师，良莠不齐、真假混杂的“千里马”突然大批冒出来了！

　　名师授课、营地封闭管理，72.5%的CPhO国奖大神都曾在本机构学习，创办人毕业于北大物理学院，2005年获亚洲物理奥林匹克赛银牌保送北大。从事物理竞赛多年，培养国际/亚洲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0人；培养大量学生通过竞赛/自主招生进入北大清华。

　　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持久地专注、坚定的意志，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的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我们所识别的精英，正是这多重投资经营中小心走出来的“侥幸者”，是多重力量时而理性时而任性捏揉下的作品，但他们毕竟不是“提线木偶”。需要平衡多重期待、整合多重资源，兼顾自己的兴趣与性情，有时走得顺畅，有时左支右绌。在他身上，既有父母家庭多年的教育与期待，也背负着毕业学校的荣誉，还彰显着各种竞赛项目、培训机构的利益。

　　大学自主招生本为学术精英寻找学术继承人的尝试，资格体现着学术共同体的旨趣，然而，资格“反水”了。

　　谁的资格？

　　我当过省招生组组长，参加过竞赛生、自主招生、科创等项目的面试。最早带竞赛时，能发现一些对学科有浓厚兴趣的好苗子。刚开始自主招生时，我非常踊跃，大学老师终于可以自己去挑学生了！早几年，经常能见到非常有特点的学生。

　　大概从2015年开始，我就不愿意再参加了。因为招生所面对的学生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答案都一样，为什么？培训机构。现在很多孩子，包括自主招生、冬令营、竞赛中的孩子越来越揣摩导师你怎么想？我怎么迎合你？这很可怕。

　　你越多元评价，越考父母，考谁能力大，看谁更强大，谁能找到更多帮助孩子成长的途径。

　　握在大学手中的招生资格，面临新的拷问：这资格正在被谁利用？高考也罢，竞赛也罢，自招也罢，都迅速地被功利主义选拔所侵占。或许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是一个虚假问题，它们真正的对手、共同的敌人是功利主义教育。在功利主义侵袭下，应试有套路，靠题海战术；竞赛同样难免“套路”、同样陷入“刷题”的困境；避免了“小白鼠”的训练，父母高价请来了“驯兽师”：

　　奥数是难度更大的智力体操

　　竞赛的知识很有限，甚至没有高中课本多，需要的是不断训练技巧与熟悉方法。数学竞赛的知识特征“不像化学生物竞赛，那是往后学，提前学习大学知识。数学竞赛是往深里学——在有限的知识里，熟悉研究解题技巧，讲究的是一种奇技淫巧，突然脑子灵光一现，用非常妙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你见过一次，第二次就可以举一反三。碰到的基本都是变型题，所以，你要能敏锐地发现这个题是什么类型、准确地判断用什么方法来解答，这是有限原理在不同情境中的具体运用。所以，要重复训练。(st1702)

　　竞赛是一场豪赌

　　冯神童(st1833)高二、高三两次进国家集训队，高二结束即获得保送资格。他的竞赛训练接近私塾制，不需要上课，在家做题，定期到老师家一对一辅导，偶尔到学校转一圈。他训练得法，先刷高考的题，再做联赛题；买全国的真题，一本大概有二三十套各省的历年真题： 杀了一大半，就从不及格到一百四，刷了将近二本真题，基本就不会错题了。刚开始一看，哇，这题是什么！一点点解决，突然发现这些题都会！一看就知道它的套路！

　　在竞赛背后，高中语文、英语等课程基本都放弃。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集体生活，几乎处在一个孤独的自我学习、训练状态；处在一种时而紧张、时而懒散的交替中。高三基本玩了一年，彻底自由,什么事都不干。在家看各种乱七八糟的书，推理小说、武侠、心理学入门等，玩玩电脑、三国杀……

　　回顾这段经历，他在知乎上发帖子，就像一个家境殷实的人，突然把所有的家当拿出去赌博，虽然赌赢了，但一点都不开心。我基本上放弃了一切，换来了这些鲜花。如果我自己中考、高考正常地跟大家一起走，我也能达到这种成绩。

　　竞赛所考察的究竟是什么资格？竞赛选拔的学生更有优势吗？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情况，既因人而异，也因学科有别。

　　走竞赛，最重要的是喜好；如果不喜欢，只是为了升学，真的走不远。不仅竞赛走不远，在大学里，同样也走不远，竞赛是一道窄门。(St1808)

　　他们真是伯乐相中的千里马吗？他们以优胜者的姿态进入大学，他们将选择什么道路？在这条路上，他们又将走多远？

 

　　三、荣誉法则：求真、求誉与逐利

　　社会炼金术中点石成金之术正是荣誉法则。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精英身份群体如何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特权”？韦伯解析民主制下的教育热时指出,在形式上的教育热之下，与其说要增加教育位子的数量，毋宁说实质要限制这些位子的供应量，并由持有教育文凭者独占这些位子。如此才能保障教育资格与教育文凭的荣誉性、优先权与排斥性。这又建立在对资格的严格挑选之上，譬如骑士等级，既意味挑选身体和心理素质在战争中可用的人；又建立对日常生活、生活秩序与生活风格的塑造中。荣誉法则体现为对成员特殊资格、履历与业绩，进而价值与态度、趣味与审美，甚至生活方式与生活风格的严格要求。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能够持续地做研究，把研究作为一生职业的学生比例其实都很少，以数学学院为例，每年录取本科生160个，加上转系过来，毕业时200人，喜欢做研究能占5%就了不起了，5%其实是不低的比例”。

　　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学术职业意味着什么？学术职业的所持守的“资格”，对学生的身心——不仅是智商与天赋、对学科的兴趣与热情、个人的意志与动机，也对其身后的家庭与圈子——他的来龙与去脉，均有严格的挑选。学术职业用哪些特征来挑选接班人，用哪些考验来磨砺继承人？学术职业的荣誉法则是“出人头地”吗？是有寻觅热钱、快速成功的“眼力”吗？

　　学科择人时常强调学术兴趣，其实，学徒的学术兴趣常是不可靠的。因为他将面临学术职业的严峻挑战，它恰以学术职业的外在困难与内在挑战，用近乎苦行的生活方式，维持学术职业所要求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

　　“别指望科研去改变人生的轨迹”

　　你要改变命运，科研并不是一条好的途径。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你只要想赚钱，feel free，就直接去赚钱好了。如果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如果有兴趣，你想做科研也是可以的。(st1804)

　　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开篇就以提问的方式来揭示学术职业的外部条件：“一名毕了业的学生，要是他决定献身科学，以职业的方式投入学术生活，会有怎样的处境？”他的阐述正是从编外讲师谈起：“在我们的体制下，一个从事科学的人，其整个生涯是建立在财富统治的基础上的。因为，对于一名年轻的学者来说，没有多少财力使自己面对这种条件下的学术生涯，是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他必须得有能力承受这种状况，至少得苦熬好几年，还不能确定自己此后是否有机会获得一个足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位。”

　　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如果将学术职业作为“拔尖”——“出人头地”的路径，如果所期待的出类拔萃等同荣誉与财富，正确的选择常不是学术职业，更难是基础研究。并不是所有人都趋易避难，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这个行业博士入行之后收入肯定没有计算机高，甚至没有计算机本科生入行收入高，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的学生都常说，不行就转计算机(CS)好了，或者转金融；这不过是动摇时说说而已。这个确实是自己喜欢的，整天坐在电脑前写编码，那不是我喜欢的。(st1804)

　　一个聪明的人能放弃高薪，挡得住诱惑，“静得下来”、“坐得住冷板凳”？——学术职业外在荣誉法则是以放弃、拒绝为其特征，这是对候选人态度的严峻考验；因为他面对的社会处境或许正是“智识与财产结盟”：“尽量多的知识和教育——导致尽量多的生产和消费——导致尽量多的幸福：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响亮的公式。在这里，利益——更确切地说，收入，尽量多赚钱——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会使人孤独，倘若其目标超越了金钱和收益，倘若耗时太多，便是可恨的。”

　　那么，敢于逆此潮流，明确地说“这是我喜欢的”——他需要什么样的内在荣誉法则？

　　孤独的力量

　　科研中最难、最有挑战是能否提出新问题，因为做研究要提问题，这个问题肯定都是书上没有的东西，做科研是要自己去提要求，这时你是最孤独的，你要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在最精细的领域里，肯定是没有人能听懂你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你要大胆地去想、去做。这是真正科研者和常人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思维上，而不是外表，他穿白大褂，还是在编代码，或者穿警服，这都没有关系，关键在思想的活力与独立。(St1804)

　　学术职业内在荣誉法则最重要的是“求真”——追求真理，学术职业的迷人正在于探索未知，未知的事物比已知的事物更值得关注，一旦某个领域成为广泛公认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失去了魅力；学术职业的荣誉法则具有道德的神圣性，它意味着寻找到卓越的禀赋，进行艰苦的训练，不断逼近其智力天赋所允许的最高阶段，并代表人类走在探索未知的最前沿；学术职业的荣誉法则勇猛精进，它也是骄傲，还有什么比意识到自己是在沿着前人从未开辟的或偏僻的道路在黑暗的森林里走向未知更能激发学生的精神呢？他慢慢要习惯孤独、甘于孤独，这需要精神的坚韧与智力的自由；学术职业的荣誉法则是专注、纯粹与单纯，以此接近真理、逼出自己精神中的神性，以此塑造心灵秩序，日常的生活习惯，它绝不意味着松懈的精神状态或懒散的生活方式。

　　研究的乐趣也正在于此，一是别人没有想过，二是别人没有做出来。我喜欢人鱼公主——来自宫崎骏的电影，单纯与纯粹，这是一种很年轻的心态。如果没有这样乐趣，心态就会变老，你整个人就老了下去。你真的变成了一种成人的心态：每件事情都只是我要去做，或者我不要去做，而不是我想要做和我不想要做，你可能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成人。在校园里，在学术圈，有“我想做”的自由，有“我想做就去做”的条件，这很重要、很宝贵；而在校园外，或者是你没有想法去做，或者是你必须去做，这是我最担心的局面：把自己真正变成一个社会的齿轮，只不过在替别人完成工作而已。(st1804)

　　这真是个“科学的宠儿”，当他走进实验室时，仍然需要从学徒做起。韦伯在结束学术职业的外在条件，还不忘再一次强调：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即便能发自内心确信：年复一年地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平庸之辈踩过自己的肩膀，自己还能忍受，既不怨怼，也不沮丧？能够肯定地回答：自然了，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

　　一个年轻人，即使能勇敢地做出这番承诺，当他进入当下的大学体制，仍有若干困难在等待着他。

　　第一，要平衡继承与创新的张力

　　高中竞赛知识让我知道200年前的学科在做什么，大一的知识让我知道50年前的科学家在做什么，小班文献研讨课让我知道最有活力的科学家正在做什么，进入课题组，我感到正与他们并肩进行研究。(st1804)

　　然而，真正进入实验室，需要平衡学术传统、课程与研究之间的张力。课程学习要求掌握学科的专业知识，拥有所学专业基本原则，领会基本宗旨，对主要问题，尤其是那些科学家正致力解决的问题有深入的洞察，对研究的历史过程了如指掌；其次才是独立的判断能力与独立研究的能力。

　　强调拔尖创新人才的领跑优势，本科生更早进入实验室，需要警惕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就扮演起研究者的角色，在研究性学习、在做中学中，隐藏认知的风险：连学科地图都未了解，就在一个局部探险、试错：“一切科学研究都起步于学习，想象可以逾越学习阶段，直接投身到知识的生产当中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还没有学习科学之前，就蠢蠢欲动、急切地对其加以改造，哲学尤其让他们感到厌烦；另一种情况，还没有认真地审视自己所处的科学领域以前，就立即埋头于某些问题里面，就像一群博学的鼹鼠一样，试图通过死钻研，死用功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

　　本科科研是训练进入实验工作的一个基本状态，要有一个研究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小班的文献研读与科学史就非常重要，通过研究文献进入学科的历史，好像是和研究的先驱者比肩探险。否则，只看教科书，它的知识呈现是静态的、完成性，甚至是终结性。

　　只看教科书，你感觉好像这些知识都是理所应当得来的。你会低估你的实验，你会低估你的探索所需要的精力与成本，你会缺少这样一种情境：身边什么都没有时，眼前一片黑，你怎么走？你怎么去探索？(St1834)

　　要走学术道路，大二开始在课程之外，主动联系老师，进入实验室，第一挫折就是你真正要下手进入的研究问题，与你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之间，差别很大，你要做很多重复性的劳动，手头的工作总觉得没有那么高级，你要有巨大的耐心。我的科研导师时间管理特别精细，手特别巧。(st1835)

　　时间的精确管理与动手的技艺，都是实验室长期工作磨砺出来的习性；真正做实验时，实验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失败率很高：

　　实验受挫的时候，每晚回宿舍的路上还在想哪里做的不好，明天再去做；第二天又是失望……过得很痛苦，有时候走在路上就开始哭，我当时感觉自己像海绵一样，在鸡血与沮丧之间平衡。(st1834)

　　学习做科研，更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直接上手，直接陷入到某一专门研究中，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对那些最认真和最有能力的学生来说影响更大。他们直接进入某些特殊问题，这诱使他们甚至在开始学习之前就开始扮演学者的角色；学生专注于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希望淘得真金，但全面陶冶被忽视了。

　　第二，学术分工与学术生产的方式的变化

　　如今的学术范围已经扩展得如此之大，一个资质虽非超常但良好的人，倘若他想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潜心于某一个专业领域，对其余领域只好不闻不问。如果他在他那个领域算得上是鹤立鸡群，在所有别的领域——这意味着一切主要的事情上——他却属于鸡群。所以，某一专业的一个精英学者很像工厂里这样一个工人，他终其一生无非是做一个特定的螺丝钉或手柄，隶属于一种特定的工具或一台机器，在这一点上他当然能练就令人难以置信的精湛技艺。

　　于是，荣誉法则中的自由——学习自由与研究自由均受到挑战，希望在科学研究与学术圈里拥有“我想做就去做”的特权，免于社会齿轮的命运也越来越难。学术分工同样会使他们沦为实验室的螺丝钉，这就是尼采所说的教育内涵的缩小，在“精益求精”、“埋头苦干”之下，学术工作越来越异化，学术利益榨取了人的教育。在这样的学术分工中，学习任务比以前困难得多。科学研究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学术劳动专门化。一方面，教授职位持续增长，研究领域却在不断缩小。教授们开设的课程越来越细小、碎片，教授常是具体的“行家能手”，而丢失了对学科的总体性判断与预见。另一方面，倘若进入实验室，学生不是先获得一个关于他所在研究领域的地图，而是马上被带到许许多多专门、具体的工作当中，他在未见森林之前，就被抛到一隅，被大量的细节问题所包围，在密集的丛林中探路、试误。

　　实验室的鼹鼠

　　给一个师兄做助研，非常dirty，打杂，看不到一个工作的全貌，只大致可以了解他在做什么，当时做的事情就是数据收集和清理，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做学术了。我是小工，大量的时间都在搬砖， 搬砖很无聊啊！

　　“实验室的隐士”，这个浪漫的、诗意的概念的日常形态是普通的、枯燥甚至难熬的。跟着老师划水，你只要坚持做一个方向，坚持个二三十年，当一个专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跟着老师划水”其实并不容易，实验室的教师常是研究者，他关注较多的不是学生们需要什么，而是自己作为研究者正在探寻的知识，这是T型教师与R型教师之分别。实验室理想的师生关系为严师高徒制，或者是从游——能跟上的学生自然成为老师得力的助手，甚至是合作者与对话者。这既取决于老师的态度，也取决于教师的能力，他除了在特定的领域熟练之外，对整个学科有无把握，他能否体察学生学习的困难，有无行之有效的办法点拨学生。

　　第三，学术生产条件与制度的变化

　　在当下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学术从业者中热衷事功型活动者越来越多，学术寂寞越来越稀有，闲暇越来越匮乏。相应，课题经费与指导学生的资格挂钩，学徒从老板的“小工”开始做起：做科研从课题申报、财务报账开始，今天的学生一入行就开始洞悉科研的财政预算与绩效评估体制，开始体会做项目与做科研的区别，支撑项目的是理性计算，有委托的任务，有财政的预算，有清晰的目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合适的方法与工具，投以经济的时间与精力成本：

　　项目就是你们要我做成一个什么样子，投资多少决定用一种什么样的工具，用什么样的方法，投入多少时间、精力把它做出来，做得比较漂亮；而做科研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感觉就是在迷雾里走，对想去的地方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但不知道明确往哪里走，怎么走，然后你需要自己去一点点摸索。(st1807)

　　项目研究需要的是正确地做事。从明确的目标逆推，基于财政预算与目标管理，确保精准性、稳定性与敏捷性，一切都可以计算。它奉行一套工具理性原则，成功地排除了爱、憎，以及一切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因素。韦伯在批评“阿尔特霍夫体制”时指出：这种盛行的体制，试图把新的一代学者改变成为学术“生意人”，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的螺丝钉，误导他们，使他们陷入一种良心的冲突之中，步入错误的道路，甚至贯串他们整个学术生涯，都要承担由此而来的痛苦。

　　可是，这个年轻人，选择学术职业时，是有激情的，是学术职业对他的拣选：

　　“你会被这些问题抓住”

　　我们的公式就是简洁优美，很多公式写出来真的是就跟画一样，在我们看来都是艺术。你学过之后，你有了这套话语体系，你再看这些公式，就能感受到里面非常深刻、非常简洁的道理和原理。物理既有和数学一样优美的结构，也要和实际的世界、我们的整个宇宙相联系，理论物理就是研究宇宙，无所不包，包括各种微观粒子、暗物质这些东西。真正想学物理的人，有可能主动，也可能是被动的，你会被这些问题包裹侵扰，你就会去想象，慢慢变成习惯。(st1843)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都能够被科学所抓住，他们逃出了科学，眼睛热情地投向最光亮的地方：

　　尤眼力(St1819)大二进了一个小实验室，他虽然对自己的实验操作能力有信心，但实验却一直没有稳定的结果，他明白要控制变量很难，工作量很大，科研虽然有一贯的思维方式与方法，但要真把结果做出来却很不容易。他开始规划生涯，如果继续做这一行，就要出国读博士，毕业就快30岁了。他的家庭不富裕，他想早点出来工作挣钱。他去灯红酒绿的三里屯、繁华亮丽的CBD：

　　我想了解出没那里的人生活状态是什么，工作内容是什么。如果想要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生存下来，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是很难的。如果让我锁在一个实验室里，每天做实验，没有特别的消遣。其实挺枯燥，而且不一定能做出来什么结果。这个风险比较大。

　　科研纯属个人喜好，我本科前前后后跟了三四个课题，即使做出来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能发表一篇论文。100个实验室的工作，90个都是为了发表，然后毕业。只有10%的实验可能真的会解决什么人类重大的问题。我没有那种想法，也没有条件，我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一些没有特别意义的课题上。

　　他果断地退出实验项目，修了经双，做了实习，毕业进了顶尖会计事务所。我从国内最好学校毕业，应该进最好的平台，以后想转别的方向，从审计转到投资，也会更容易。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在于眼力，在于对大众高等教育功能的深刻洞悉：“教育似乎被定义成了一种眼力，一个人凭借它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识别一切容易赚到钱的途径。如此来培养每一个人，使他依据其知识量拥有尽可能大的幸福量和收入量。每一个人必须学会给自己精确地估价，必须知道他可以向生活索取多少。”

 

　　四、拔尖的压力：成功与成长

　　那些为伯乐所相中，被科学摄住心魂的人，是被拣选——“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知识的圆满；只要探究的问题概念尚未融会贯通，只要还没有达到其技艺和学识的中心，并能坦然把握全局，其高贵的求知渴望便不会停歇。”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这个行当，如同愚公移山，前仆后继，要有“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豪气与定力，它比得是慢，而非快；要的是沉得深，而非拔得尖。

　　那些跑在最前面的“拔尖人才”呢？或许他们也曾站在十字路口，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走其中的一条路，你们会受到时代的欢迎，它对你们不会吝惜花环和勋章，你们的前后左右将站满同党。领队振臂高呼口号，整个队伍一齐响应。另一条路却使你们旅伴稀少，它艰难、曲折、崎岖，看你们在那里疲惫跋涉，走在第一条路上的人们会讥笑你们，还会试图引诱你们投奔他们。”

　　假如是你——这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最后的赢家，你会做出什么选择？

　　为什么要选商学院？既不知道热爱什么，也不知道不爱什么，难得高考成绩又这么高，有什么理由违背父母的期待，对抗社会的潮流？(st1612)

　　财产和权力、聪明、果断、口才、显赫的威望、响亮的名声，——所有的这些，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外在的激励下，这个健壮、强大的年轻人，已经习惯跑在最前面，头顶光环，肩带勋章，人们期待他伟大，配合剧情，他也不断让自己变得伟大，去征服险峻的高峰，让自己站在最荣耀的高地。

　　一直有批评高考状元进商学院，是功利主义作祟。难道不应该让天赋最卓异者代表人类去探究未知吗？要知道未知常是幽暗的、崎岖的，他需要的是以斯多葛方式严格限制自己的需要，才能轻易地升入一种境界——超越于这个窘迫、必需、生存斗争的大气层，他在其中得以忘却并甩掉了他的主体。高考状元都是赢家，这人生赢家既热衷、也沉醉还享受的正是这生存斗争的滚滚红尘。向上——财富——声誉——地位——影响力，商学院挑选状元不仅仅是“智识与财富的结盟”，他们内在有更深刻的“选择性的契合”。

　　“拔尖”人格

　　能稳拿第一的人有特质：有优越感，有保持自己位置的胜任感；有荣誉感。这种人格有3A:aggressive(攻击性)，ambition(雄心),aspiration(抱负)。选择进商学院，就是不断地向最优秀的人靠拢。与最优秀的人在一起，你的格局、眼界都会更优秀。这一群人在一起，整个氛围就很A, 你的同伴很A,你也就会很A——勇于接受挑战，不断把自己推向人生新高度。(st1836)

　　韦伯指出：德国大学创建商学院的强大动力，是希望学生能取得接受决斗的挑战资格，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取得预备役军官的资格，让脸上稍微留下一点军刀造成的疤痕。如同幼虎品尝过鲜血的味道，他们酷爱挑战与征服。商学院如同骑士出征前的集训营一样，他们将在这里获得“预备役军官的资格”， 佩带同窗会的徽章、脸上留下决斗的伤疤，最重要的是有人提出决斗时爽快地答应决斗，具备压倒性的资格，能够接受任何严酷的挑战，能与最伟大的力量相竞争、相抗衡。

　　他们的目标是进入这个社会的领导者阶层，他们需要进行更彻底、严格的自我教育，磨砺自己的意志，具备荣耀的资格，不断证明自己有能力且有资格进入商业精英、社会精英的群体。他们是校园的新贵，还是科学的“养子”？

　　我们需要快速学习的能力，进入一个领域，从搜集信息到获取资料、再到掌握行业的核心，以及灵活的运用，需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完成。我们要有深入的学习能力，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个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掌握这部分知识后，可以应对80%的工作，之后的很多知识不过是重复。(st1836)

　　博学专业精英还要求能快速适应不同的工作文化、熟悉规则，具有高的抗压力、团队协调与领导力。

　　我们还需要精细的时间管理能力，严格的自律意识；对抗压力、意志力都有极高的要求。(st1836)

　　博学专业对知识广度、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它重视广度与变通，要求博闻强记，运用自如，它欣赏百科全书式的文化而非深入的研究。

　　当然，还要能说会道，有较强的表达与沟通能力，要勇于表达，很自信，因为你是在与高管打交道。有的高考状元，家庭背景并不好，四年之后也同样显得很自信，能说且敢说，我们有很多presentation，不断锻炼你的沟通能力。(st1836)

　　一方面，他们要以理性且明智的态度为专业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迷失于百科全书式般的浅薄中，而应在某些点上像科学工作靠近。他们有对效率的崇拜：

　　组队刷夜

　　我的绩点是3.7-3.8之间，不低。但3.8以上的高人还不少，很多大神GPA都超过3.9。他们有严格的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极强的执行力。每天上教室自习，讲究效率，但大家还是特别爱刷夜，刷到三四点才回来。组队刷夜，我们自己都会被自己的认真与刻苦感动！(st1836)

　　不断往前赶，节奏越来越提前

　　实习使人快速成长，你得快速融入一个公司，熟悉工作，和同事建立关系，校园和公司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你需要随时切换、平衡。我大二才开始实习；现在基本从大一就开始一边实习一边上课。寒暑假肯定留在学校，在暑假，哪一栋宿舍楼住得还满，一定是商学院。如果不留在学校，你就出去做实践，做公益，用各种事件填满生活。(st1837)

　　他们在忙碌地打卡，实习、学工、社团，公益、出国交换……人生履历的所有表格，都要用有显示度的指标去填满，没人敢留空白，所有人都拼命往前跑。他们的头脑里，有清晰的目标，有达成目标精确的说明书：这份说明书具有头等的和最迫切的重要性，用以指导人们在生存斗争中救助和保卫自己的主体，而斗争越是艰难，年轻人就越是要学习，越是要紧张地调动他的力量。拔尖的压力也不止步于商学院，而在广泛地传染：

　　学霸不仅能专业课3.9，感觉他们一天应该有48小时。大家都是什么都想抓，学习绩点、实习、学生会，时间像海绵, 挤一挤总是有的。同学相互戏言：我跑得太快，发际线都跟不上我。(st1833)

　　校园时光，被无节制地忙碌压缩成一张张闪亮的履历表：

　　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每一天心跳都是很快的，一直往前走；你大概没有时间东张西望，也不会再问我是谁？理想太远，活在当下的每一个目标的达成之中。(st1605)

　　这是量化的自我、量化的成就与量化的美德。在这量化的人生中，蒋学霸(st1821)最在意的是分数，“我可能学不会，但一定要考出好分数。”

　　蒋学霸大一时，完全停留在高中学习状态，非常认真，每天的作息就是去图书馆、去教学楼自习。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去找老师，老师惊呆了：你是第一个跑到办公室来问问题的学生！大一GPA排列前28%；课堂只教很简单的语句、规则，大量的练习需要自己下去应用、搭建；

　　我主动性差，不愿意去学新的东西；如果设计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学习一种相匹配的新语言，我觉得好烦好难。小组共同完成的大作业，我最后做个PPT，实质贡献是零，在组里我很尴尬，别人也很尴尬。后来，我就不再选这类课了，因为我也不想拖累别人。

　　他尽量选比较简单的数学课，或者偏背诵的课——介绍学科历史概论课。蒋学霸面临的困难是Learn和study的差异，大学学习要求是研修(study),积极主动，探究性学习，更重要的学习在于个人的自我完成，独自琢磨、与内在经验产生化合反应，与相关知识融会贯通，课堂教学更多起“催化酶”的作用，它的作用是点拨与启示，如果学生没有主动积累的经验，没有积极的投入，他是学不到东西的。蒋学霸的学习方式仍是填鸭训练的被动接受，他的智力是懒惰的，他仅满足于直接、准确地知道答案。

　　我一直很注意绩点，我可能学不会，但一定要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老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找到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点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我喜欢去问，因为我懒得去钻研，我问同学，同学可能也不知道；上网找，还要自己去看、去理解、好累！还不如直接抓一个能告诉我准确答案的人——老师或者助教，直接减轻了我寻找答案的成本。我比较功利，学习都从成绩角度出发，如果老师课程不要求，我一般都不会自己去做。

　　蒋学霸描述自己大学四年最大的变化，大一，每周都会去追问老师答案；大四，一门课上完了，并不知道老师叫什么名字。蒋学霸是懒散还是勤奋？

　　“我脑子笨，但肢体不懒”

　　我虽然脑子比较笨，也不愿意去学特别难的东西，我还不算懒；我虽然懒得动脑子，但是我肢体上不会很懒，我肢体上还是想让自己保持忙碌，比如说我会让自己去考证，在我能够完成的范围内，去考证、去实习。如果给我一大段时间，让我空闲，我反而心里很不踏实。可能是周围同学大家都是比较忙碌，也会push我一直前进。

　　他的日常状态可能是非常积极、勤奋的，谨慎地做一系列判断、权衡与选择，很遗憾，蒋学霸最该活跃的心智却处在消极、懒散、甚至放任之中。或许过分害怕困难，或许惯于关注利益，他的心智从未在真实的学习困难中接受挑战、获得成长，这使其理解能力变得衰弱无力，不适于工作；只能围绕事物的表面转圈、游荡，不能深入事物内部，并有所领悟。席勒在就任大学教授的演讲中，指出利禄之徒学习的目的就是今后的生计，它的特点是“隔”与“浅”，“隔”是局限在狭小的知识领域，极力避免任何超出其利禄之学的界限；“浅”意味着满足于知识的现状和现成的结论，任何新知都会使利禄之徒感到威胁。蒋学霸的心智品质何以如此？是从小过于功利主义的教育使然？不当的、匆忙、肤浅且灌输性的学习从未开启其心智的力量，却培养了他获取高分的技巧与计谋。

　　相比较蒋学霸的分数输赢的“计较”，校园也在流行“佛系”：佛系学生——佛性人生。

　　佛系生活

　　陈佛系(st1842)对“往前挤”感到极大的厌倦，“小学你得好好学，跑在最前面，初中这样，高中如此。上了大学，还得往前挤，挤完了，你还要再往前挤去！”大学身边没有父母、老师盯着了，突然放开了，为什么不放下呢？大学是人生一段独特的时光，之前有应试的压力、之后有生计的压力，在这段来之不易的自由时光，他却活累了，也活烦了。

　　专业课太难了，“不好好学就学不会，就提不起劲了”；好好学的人估计更难，越学越深，肯定越难。学不懂，就苟活呗；考前刷夜，复习原题，想及格，也不难。大学140多学分，还挺闲，“没事做，也不想改变”，他的目光是散淡的，懒得聚焦，每天上网刷网页，看游戏直播，随便逛逛论坛，没有目的，也没有兴趣，就是随便打开，有影子、有声响在晃动，看与不看，也没啥区别，没啥意思，也没啥兴趣。发呆也比学习好。晚上2点过睡，一日两餐，早饭睡过去了；没啥可计较的，也没啥可在意的。大学四年，游戏打得更好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要干嘛，我不假装忙碌而已。”

　　在通向成功的道路，前后左右挤满了人，平等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竞争，竞争又让每一个人不得不接受平凡的东西，从而妨碍他们迅速地壮大自己。

　　如果可以，我会把绩点刷得更高一点。因为大家都很同质化，有显示度的指标很少但很重要！(st1836)

　　所有人不管能力如何，都在一个筛子上过来过去，朝着大致相同的目标，做着基本相同的工作，排队走过同样的人生关卡，成功失败，经常反复，剧情基本一样，不过主角轮流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稀薄了。每个人都是命运的主角，也都懒得做他人命运的配角，“人设塌陷”后流露出他们隐秘的快乐。他们不必模仿，却变得越来越相似，不过在碾压与被碾压之间翻转，骄傲中透着脆弱，自尊里藏着卑微，“你好巨啊!”，相应，“我好菜啊！”这故意示弱的调侃，既化解了尴尬，也消解了荣誉。在“卖弱”与“膜大佬”的热闹后面，人与人之间总在“较劲儿”。这较劲透着浇薄之风，每个人在忙碌中结伴，在热闹中逃避孤独。

　　孤独：无处可逃

　　柳飞絮(st1822)大二开始谈恋爱，就很少再跟室友一起玩了。每天早上出门，先找个教室坐下，男友过来找她，两个人一起待到很晚再回去。和室友的关系淡了，没说不好，只是不熟。

　　他要出国读博士，打算工作几年再回来，我想那时候我都30了，没戏；我们恋爱，彼此却不愿意为对方付出，到后面就更像普通朋友，就两个人在一起玩的感觉，没有未来规划，知道以后肯定是要分手的，你反而就不会为这段感情倾注太多，只是说我要出去玩找你，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有个话剧你要不要去看……

　　他们刚在一起的两三个月是最好的,半年后感情就不好了, 她提过分手，但也不执意。又谈了一年多。

　　刚分手的时候很难过，难过不是因为失去他，我早就知道迟早会分手，难过的是没有了他，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看个电影，竟不知道去找谁。

　　她后来一直在实习，认识很多新人；忙的时候，不会感到孤独。新认识的朋友，又纷纷离职，走马灯式轮换，偶尔还是会出来约个饭。她后悔：本科四年，如果再选择，谈了半年时，就果断地分手。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我没有学会怎样去照顾一个人，他也没有学会怎么样照顾我。我们两个人，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有什么烦恼时，比如实习，比如面试，这种稍微正经一点的烦恼，他懒得听，他就一直保持沉默，不会给我任何建议或帮助。

　　他是一个很爱玩的人，你跟他聊玩的事情，会聊得很开心，或者一起八卦，比如肯德基新上了一款汉堡，你会觉得跟他相处很愉快。但是聊稍微正经一点东西，他就会觉得无聊。

　　他也不喜欢把自己的烦恼跟别人说，包括他申请受挫，我知道他很难过，但是他不会过多地跟我倾诉，也不想从我这里获得安慰，他可能就只是跟我说一声，他也不会跟他的父母说。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包括跟他的基友，他也不说他的烦恼，他会觉得干嘛说那些不开心的，忍忍就过去了。

　　她在恋爱中逃避孤独，他在嬉戏中回避严肃。这关系之轻薄，已经承载不住严肃的话题，经历不起必要的责任。烦恼是自己的，忍忍就过去了。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既无所负于人，也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最后与所有人疏远，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他们不仅在亲密关系中内心孤寂，内心孤寂也让他们难以缔结稳定的亲密关系。

 

　　五、重建生活之道

　　现在他在匆忙不歇的行动中寻找他的安慰，要在其中把自己在自己面前隐藏起来。他茫然失措，没有人引导他走向那种改变人生形态的教育，受尽怀疑、振奋、生计、希望、沮丧的捉弄，表明头顶上他能够据以驾驶他的航船的所有星辰皆已熄灭。

　　星辰熄灭，信仰之光暗淡，他的眼光逐渐短浅，他忙碌地操持着每天的任务、每个表格、每次打卡，已经不再习惯眺望远方。未来太远，命运莫测，他放弃遥远而渺茫的希望，转而寻找离得最近的虽然不太高但容易得到的享受和满足——“小确幸”像流行的口红，扮靓了年轻人苍白的脸。

　　这群年轻人，奋进之心是热烈而持久的，但一般没有太高的目标；他们只是热烈地追求可能达到的小目标。他们爱成功甚于爱荣誉。在这奔向成功的人潮中，有强悍的拔尖者，有精明的投机者，有被裹挟的陪跑者，也有放任游荡者。当然，还有敢于逆流而行者。

　　成功学的指南是让“每个格子都尽可能地填满、充满耀眼的亮点”， 眼花缭乱的亮点，遮蔽了远方的星辰。先闭上眼，让内心真正安静，让灵魂醒来，眼睛习惯暗色，才可能注意到那些幽暗的光亮。

　　“反绩点学”

　　我的学习，不是这个数字能够评价的；也不是这几个指标可以限定的。反绩点学，敢于选择内容虐的课程，敢于选择给分不怎么样的老师。(st1801)

　　他们拒绝跑入由绩点评分、综合评价指标铺设的大道，也重新审视通行的外在标准与社会期待：北大学生以最高分录取，往往带来了优越感和才子气。与表层现象的骄傲和自负相联系的，往往是北大学生心理上潜在的社会精英意识：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个人顿时便具有被选择的庄严感。敢于摆脱北大包袱，既头顶光环，又背着十字架，如何摆脱，走出社会预设？

　　学长们告诉我们，要尽快摆脱北大包袱，这个背景与包袱已经成为一种压力。你被这个社会流行标准所期待、所定义，他们认可的社会精英：年薪百万，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事业，迎娶白富美；有北京户口、有几套房子，同时还要做慈善、做公益，为中国、为基层真正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这样的标准，是舆论脑补出来的一个抽象、虚妄的形象，而我们，要过的是真实的人生。(st1845)

　　这个园子里的人，都隐藏着骄傲，对通行的标准接受度不高，我们不那么社会化。

　　但是，他必定在某一个方面，是极其严肃的，他把这件事情看作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超越标准，前提是敢于确立自己的标准,并敢于按自己的规则来行事。用宗教信仰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选择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st1801)

　　这个年轻人,舍去外人看重名利、荣誉，而执意投身一项“极其严肃”的事业。他是有激情的，有一种被每个局外人嘲笑的迷狂；但仅有激情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工作，忍受工作的单调，忍受“灵感”未至的煎熬，甚至对自己才能的怀疑：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做不了那个事情，或者自己做的是错的，或者自己的成果是一个垃圾，你会怀疑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放弃了一切)，只剩下了这件事情。我的精神特征是好胜且认死理，有非做到不可的劲头，我不如此不行。(st1801)

　　这个特立独行的、心高气盛的年轻人，他能平心静气放下自己，平实地进入研究吗？用小心培植的理性来对抗他的意气和欲望：

　　在经典的阅读中，最难得的感受是“心有戚戚焉”，不是肢解中学语文课本，拆开、划分、论证，而是某一点击中了你的内心，你感到和他相通。慢慢认识到，和一个人相通，不是审美意义上，而是个人生存上的。(St1846)

　　我真的和我的研究对象、研究人物之间心心相通了吗？在某些问题、某些点上，我与他之间是相通的；没有这样相通的基础，你根本没有信心写下你的东西。但是，又必须时刻怀疑，你所以为的“通”是不是真的“通”？你是不是误解了它，或者过度解读。我慢慢把美感放在后面，转而力求精确。(St1801)

　　这是极大的挑战！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巨人的代言人或巨人的批判者，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博取新颖的、轰动的声誉吗？是沉浸在自我中心、自我崇拜的意淫中，把每一项研究变成自己生命历程中的独特体验？或者把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一种求新求异的生活风格，变成一件审美的艺术品吗？

　　一旦在事业和学科的批判中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人生和生活之道也一起发生了变化：

　　我很讨厌自己以前的状态：很自我，很独立，怼天怼地的习惯特别浓厚，总觉得自己想法对，喜欢批判别人，我多么独特，我多么了不起！(st1812)

　　我很谨慎，从来不掺和无关的事。我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非要说出来，在工作中，我会根据自己的身份来讲。如果我跟这个项目或领导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会选择不说。我做任何决定都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在头脑中有若干中排序，仔细对比每一种方案，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st1819)

　　那些指引航行的星辰呢？那些规范生活之道的准则呢？我们自幼就有的关于正义和美的信条，我们是从它们之中被生养、培育、成长起来的，就像是在父母双亲的养育之下那样，我们服从、跟随它们，并且尊重、崇奉它们。

　　冯神童进大学后，仍然不喜欢上课，还是习惯当“宅男”。专业成绩虽然优秀，但他完全没法走入现实生活。社交恐惧症让他沉迷游戏。他一度打算休学，看到兴致勃勃的新同学，他突然放弃休学的执念，“我以前一直在逃避，再试一试，拼一把。”他认识到自己基本的生活习惯都没有形成，慢慢开始建设。首先把学习弄好，把游戏扔掉，休克疗法后，重建生活。看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从零开始。日子慢慢过顺当了，专业课基本平稳，绩点一直在提升，一般的社交能力也没有问题了。大四又参加了一个运动社团，协会很包容，他逐渐融入其中，他要把错过的所有东西都补一遍。豪赌的竞赛让他除了特长之外，“其余都一塌糊涂，这之后才有全面发展的感觉了。”

　　他才开始真正的成长。一度领跑的冯神童现在的人生理想是：

　　未来生活要轻松一点，除了养活自己、养活家庭，重要的还是得“有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018年毕业季，“中文男足”微信公众号窜红。这支球队，四年没有进一个球，更遗憾的足球并不是失败的全部。它的声音，衰而幽默，自嘲而平实，在夏季的喧嚣中，“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

　　“Just lose it”

　　这句话对我很重要，每当碰到挫折时，我都想到中文足球那些输球时光，足球让我习惯了失败，也让我明白如何面对大多数时候并不如意的生活。即使我的足球生涯毫无亮点，过程也尴尬无聊，但我依然热爱足球，我很享受每一次在球场上奔跑的感觉，这就足够了，无关乎结果，甚至无关乎过程。

　　很多北大人自嘲说，考上北大也许就是这辈子人生的巅峰了。我现在想通了，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失败是远远要多于成功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失败并不可耻。北大将永远伟大，而我却依旧平凡。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中文男足的意义大抵如此，它教会我们失败，教会我们平庸，教会我们面对现实。谁说18岁的成功就不是成功，既然站上过巅峰，还怕什么深渊无穷，退一寸有退一寸的欢喜。

　　人生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放在赛道上和人比赛，就连比赛本身也可以不是比赛。对这一群骄傲的年轻人，最难的莫过于习得平凡。在希腊神话中，最后找到希望的是厄庇米修斯，其意涵为：“后知后觉”。在这个催产神童与天才，拔尖的成功者泡沫化的时代，我们都慢一点，无论是先知先觉者，还是后知后觉者，都报以更温和的信心：“凡人皆有其趣，人之命运犹如星辰秘史；凡人皆有特点，恰如星斗各各相异。”

 

　　尾声

　　本文讲了两个彼此嵌套的寓言，一个是伯乐相马，另一个是小马识途。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出山，意在不拘一格识人才；然马市已人声鼎沸，经过马贩子筛选，驯兽师的调教，虽有名马，仍是“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更麻烦的是，有的劣马，吃兴奋剂，转了基因，或者配了昂贵的马鞍，混杂其间，良莠难辨，甚至带乱了马群的性情。伯乐识马，要做的却是艰苦卓绝的事情，或如唐僧师徒西行取经，跋山涉水；亦如愚公移山，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

　　马驹本不必炒作，马市也不必哄抬，小马“原生态”地生长，师徒神闲气定，笃志前行即可。然象牙塔已不再是高冷之地，它既是大国崛起的地标，也是各色人等重新洗牌翻盘的赌场。山门敞开，如同市集，小马走入，它在找寻自己的道路。它碰到市集中最受欢迎的成功学规划师，在规划师指引的金光大道上，它和同伴PK得精疲力竭，难分伯仲。它转而想走新路，“文化”的设计师教它时髦的舞步，诱惑它发挥自由的个性，大胆创新；接着又碰到了集市上教授辩论的诡辩师，它练习与人论辩顶撞，嬉弄取乐的技法，变得鄙薄一切信念与规矩。

　　这是小马识途中的陷阱，是它成长中的诱惑。《理想国》在甄别培养城邦护卫者时，先把他们置于各种艰辛和劳役、苦难和痛楚、斗争和竞赛之中，在其中观察他们的表现；再用诱骗和迷惑的考验和斗争，来观察他们：

　　就像人们把年轻的小马置于喧嚣和哄乱面前，看它们是不是恐惧，慌乱，同样，在这些人来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把他们放置在一些可怕的事物中，然后，又把他们换置过来放在安逸快乐之中，比把金子放在水中那样还要更加严格地考验他们，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不能被迷惑的，都是能够善于自恃、自守的。他将是他自己的好护卫者，也是他所曾努力学习的音乐文化的好护卫者，他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将都保持他自己处于完善的节奏和和谐中，从而能够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城邦都是一个最有用的人。

　　千里马能经受种种考验，无论是斯金纳的小白鼠，还是驯兽师的杂技，成功学的规划师，时尚的文化设计师，还是诡辩的智术师。它知道，它不属于这个集市，它不是跳得最高的，不是肌肉最壮的，不是扮相最俊的，更不是最会耍杂技的，它不是马戏团的。

　　他要行千里路，他在固执地寻找它的星辰，也在谨慎地识别脚下的路。他在寻找严肃老师、正规的教育，他在培育最认真、最一丝不苟的习惯和眼光，他在练习刻意学习的步法与站法，这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每一次都无法轻松自如地完成，他惊恐地看到自己一脚脚迈得多么笨拙生疏，害怕自己学错了每一步，永远学不会正确地走路了。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人为地练会的那些动作已经变成了新的习惯和第二天性，从前步伐的稳健和有力得到了加强，并且作为训练的结果，增添了若干优美，现在又回来了。

　　它终于练就了一身本事，它就是那匹千里马！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致谢：“拔尖”与“创新”的价值冲突，由清华大学李俊锋教授在首届“大学-中学圆桌论坛”(2018.7)提出，启发了研究最初的问题意识；文章初稿完成后，李教授特别提醒笔者注意，“钱学森之问”与钱老原话与本意的差别。研究的访谈部分，丁洁琼、黄明东、童丽华、冯雨奂等同学不仅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更重要的是分享他们的成长经验与思考，他们与参与访谈的同学共同探索成长之道，构成研究的材料基础。在此一并致谢。)

　　

　　“Top-notch” and “Innovation”: The Tension of Elites Growth

　　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by pointing out the conflict value between top-notch and innovation: the goal of top-notch is “not to fail”, and the premise of innovation is “not afraid to fail”.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of training “leading talents in basic disciplines” in the top-notch mode, and pointed out that “top-notch” is not only the strateg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of elite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the result of erosion of utilitarian education.It is manifested in the internal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tension between truth-seeking, reputation-seeking, and profit-seeking. It also manifested in the mandatory popularity of Success. It is also performed in the closed mind of young people under strong competitive stress; it was tempted by false innovation and the nihility value under critical thinking.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urpos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healthy growth between today's elites and tomorrow’s pillars.

　　Key words: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Wissenschaft als Beruf；the era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elite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