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要让高等教育 从“平原上插旗杆”变成“高原上立高峰”

“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国家目标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平原”变成“高原”，让“旗杆”变成“高峰”。

教育在线： “双一流”建设的提出，将会对我国高等教育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瞿振元：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文件。当下，大家关注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如何继续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关注资金有多少、范围有多大、用什么办法争取、用什么机制管理等。这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事。但是，人们似乎忽视了文件中透露的政府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国家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三步走”战略的首次正式表达。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目前，我国有2550多所普通高校，其中，“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加起来仅有112所，只占高校总数的4.4%，因此，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呈现一种“倒图钉”型，即“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是图钉尖，其余高校是底座，或者说是“高等教育平原上插旗杆”。

要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仅靠112所大学冲世界一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国2500多所大学的共同提高和进步，这从《方案》可见端倪。《方案》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第二步，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也就是说，“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国家目标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从本质上说，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因此，“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针对一所、两所甚至百余所高校而言，而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平原”变成“高原”，让“旗杆”变成“高峰”的一个有力举措；从长远来讲，也是把我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

教育在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您认为如何从全局上进行调整？    瞿振元：发展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国国情，今后要重点在六个方面下功夫：即规模的适度增长、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质量的显著提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教育公平。这里我重点谈谈结构优化，这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从地域来讲，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差异很大，“十二五”期间，中西部的高等学校增长速度还是较快的，现在中西部大概已经有1360多所学校，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54%，但是这批高校办学基础比较薄弱，发展水平不够高，未来要进一步扶持中西部高校的发展。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高水平大学建设问题要有足够的分量，这也和“一带一路”建设是相呼应的。

第二，人才培养层次不均衡。主要表现在高职、本科、硕士、博士的培养数量和质量差异较大。现在普通本科和高职学校的学生比例基本达到1：1，还算不错，主要是提高质量，“十三五”期间应该适当增加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培养数量。2012年科技部部长万钢曾公布过一个数字，我国的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前列。根据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我国研发队伍中博士学历占6.27%、硕士学历占18.08%、本科占31.83%，还有一批连本科学历都没有。这种以本科为主体、博士比例很低的研发团队如何在国际上比拼？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成科技强国，对高水平高质量的研发人员的需求是刚性的，但目前的人才结构难以满足这种需求。

除此之外，我们培养的科研人员，主要在应用研究领域，而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严重不足，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很不够。在今天的经济水平下，要更加重视这一块，这是管长远、管全局的大事，要舍得花钱加强基础研究。在人才培养上，不能高不成低不就，基础研究上不了天，应用研究落不了地，这在结构上都要考虑调整。

高等教育必须分层分类管理，每一层每一类都有自己的典型，都有自己的标兵，都可以争创一流。

教育在线：刚才您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实际上，为了把“旗杆”变“高峰”，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院校层面一直在努力，但是从“平原”到“高原”，有哪些举措呢？    瞿振元：在国务院决定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前后，从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相继传出加大省级财政投入，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好消息，预示着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红利将会持续释放。比如广东省准备投入60个亿重点建设6所国内一流大学；浙江省已经遴选5所大学，每年增加投入，打造一批国内一流大学；早在几年前，江苏就提出每年投入10个亿推动建设一批具有一流创新条件、培养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流创新成果的优势学科（群）。当然这得益于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的办学积极性。而且我们发现，地方在推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会更切合实际、不好高骛远，大家提出的都是先办国内一流大学或学科，而且是一批，不是一个，这就使得整体平原都朝着一流的方向走，改变过去那种“平原上插旗杆”的局面，整体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这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省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中央在某些方面也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央在布局时如何与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教育在线：也就是说，鼓励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而不再是用一个标准去衡量？    瞿振元：对。分类管理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非常紧要的一件事情。现在虽然也分“985工程”、“211工程”、普通本科、高职院校等，但基本是按照发展层次和水平来分。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是大学校、高层次学校的声音大，而像刚才说的“平原”部分也好，“图钉的底座”那部分也好，他们的声音不够多、不够大，但这一部分恰好都在基层，高等教育能否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靠的还是这些院校。

但怎么衡量不同院校的办学水平呢？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学校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程度、促进发展的贡献度。现在，西方一些国家也提出把学校与区域发展的融合度作为一个独立指标来考量。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探讨制定具体的指标。为什么必须分类管理？首先高校所在的区域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程度不一样，人才要能满足不一样的区域需求；第二，产业行业需求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单说这千变万化，想想这30年，多少职业消失了、多少职业产生了？有的职业的寿命也许只有几个月。我们明显感觉到产业升级的加快。所以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如何与社会、经济、文化、产业相适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只有分层分类才能解决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结合的问题，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发展期盼。相应地，每一层每一类都有自己的典型，都有自己的标兵，都可以争创一流。

教育在线：这样就避免了趋同化。    瞿振元：对，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生长点。

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强调了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根本任务的国家意志。

教育在线：大家通常将人才类型分为应用型和精英型，这两者真的有那么严格的区分吗？    瞿振元：说精英和应用相对应，这不对，精英和大众相对应还是可以讲的。194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就讲，大学教育的主体还是专业教育，学生学了专业本领才能够找到工作，才能有美好的未来生活，于是出现了过分重视专业教育的状况。之后，人们发现学生身上缺少了一些东西，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有一些共同的普遍性的知识需要教育，从此开始强调通识教育。那时候他们就认为一个人在高等教育阶段接受的是两部分的教育：一部分是通识性教育，包括提高人文道德素养、风度、表达以及一般性科学知识等；一部分就是专业性教育，教给学生能够做什么和怎么做事的能力。所以这是高等教育的两个部分，而不是独立的两类。现在我们一些人把通识教育夸大了。新修订的高教法明确，要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这是对高等教育的定位，同时强调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即高素质的专门人才。社会责任感不仅要强调道德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还要突出使命驱动，成为创新和创业的力量源泉。

教育在线：刚才您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您认为这次高教法法修订对于“双一流”建设有何意义？            瞿振元：原有的高教法还是基本符合国情的，只是局部条款已经不符合当前实际，因此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我们来看相关的修订内容。这里面最大的改动是，删除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为今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第二就是完善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具体讲，在办学目标上增加了“为人民服务”；在教育方式上增加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培养目标上增加了“社会责任感”，由“德、智、体全面发展”拓展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当然，我个人认为还应该增加“劳”。这些都体现了以法律形式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的国家意志。

这里我想讲的是“教育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它表达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人民服务两重含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多地强调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来考虑，但是为人民服务既包含了为人民群众整体服务，也包括了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这样的含义，蕴意深远。

另外，此次修订的高教法对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责进一步做了明确界定，强调了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关于如何建立、组织和运作学术委员会，教育部于2014年3月发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这次以法律形式重新修订，目的是希望高校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治理体系，更好地发挥党委、校长、教师、学生等几大主体的作用，使民主管理的权力在法律框架里面更加完备。学术权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行使好学术权力对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学术繁荣的健康发展都非常重要。

教育在线：那是不是意味着将改变过去行政权力至上、学术权力微弱的现状？    瞿振元：我不赞成“学术至上”、“学术至尊”或者“行政至上”、“行政至尊”这样简单的提法。学校本身既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又是一个社会性组织，这种两重属性要求对大学的管理必须既重视学术权力的运用，也要重视行政权力的运用。要在不同的事情、或者一件事情的不同阶段恰当地使用相应的权力。而且，实际上存在于学校工作中的权力不只是这两种权力，还有党委的领导、师生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管理等多重权力的作用。

现在要求建立现代治理体系，这特别好，意思就是要多种权力互相协调，互相制约，没有哪一个至上，哪一个附属。所以，这次修法强调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要克服过去学术权力运用不足的弊端，重新确立其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应有的位置。

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职责，必将成为新的高等教育职能。

教育在线：您提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那么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在国际化方面布局？    瞿振元：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职责，必将成为高等教育的新职能，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在“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大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如何担当起应该担当的使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发展，培养出宏大的人才队伍，适应和引领“一带一路”建设，并且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做强自身，建成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持续实践。

当然，我们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解决高等教育过度“东高西低”的问题，这既有利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又有利于和“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

教育在线：这也有利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排名不是很靠前，您如何看待现在纷繁多样的排行榜？    瞿振元：首先要认识各种排行榜的特点，既信又不全信，微信、微微信，绝不能盲从。如果被排行榜牵着鼻子走，会引错方向，因为每一个排行榜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美国的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这是我们国内比较认可的，它把学科分为22个领域，每一个领域以各单位在过去10年中发布的论文总数为基数，每两个月更新一次。这种排名方法，同时反映各学科领域的累积和动态变化。

教育在线：更新频率还挺高的。    瞿振元：是啊，也比较客观、比较可信。但它只是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发表论文的情况。它不反映影响产业发展的核心专利和咨询报告等情况，也没有涵盖人文特色的学术研究。科研成果不仅是表现为论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清华大学研究了高温核能气冷堆，研究了集装箱检测，一些产品已经投放国内和国际市场，你就不能简单以论文数量来衡量这样的科研成果，所以排行榜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学校的科研状况，更何况一个学校最重要的还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

ESI重要吗？也重要，它反映了一个侧面。我曾经说，有点像盲人摸象，更何况一些国外的排行榜对中国国情不太了解，还有一个话语体系的差异问题，影响着对同一事物的认知。

状态白描

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采访瞿振元时，正碰上他以前在农业大学的下属找他“取经”。“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但工作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遇到困难也愿意找我，我愿意与年轻人分享。”

瞿振元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精力旺盛、思维活跃，他说这可能与他一直做教育与年轻人打交道有关。

1964年，瞿振元考入清华大学，读的是自动控制专业。“我们的专业在当时是前沿科技，据说高科技武器会用到我们的专业，都是涉密的。”瞿振元说：“当时，我们班的学生都很自豪，因为学的专业可以保家卫国。”

1973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清华大学开办固体物理、激光、物质结构、有机催化四个研究生班，学员在清华大学64、65级学生中挑选，瞿振元再次被选中，成为固体物理研究生班的一名学员。1975年研究生班毕业后，瞿振元又于1979年至1980年读了两年的研究生，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根据学校安排，瞿振元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兼做学生工作和宣传工作。直到今天，瞿振元仍然觉得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白天，他给学生上课，下了课，他和学生一起打球、锻炼，同时进行思想交流。学术上，他也不断取得进步，先后在国内权威杂志《物理》和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平等交流。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他后来做教育部官员、农大党委书记并至今。    采访中，瞿振元始终面带微笑。

听过瞿振元几次演讲，每次他都是信步上台，侃侃而谈，从未见他拿过发言稿。直到今天，他依然笔耕不辍，时常有宏篇大论见诸报端，就当下高等教育发展阐释独到见解。访谈的1个多小时很快过去，听他引经据典，谈笑风生，畅聊对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条分缕析，不时被他纵览全局的视野和思维所激发。

问及他为何常思常新。他说：“第一，源于读书，第二，源于实践。对年轻人也一样，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解艳华）

本文刊载于2016年1月27日 人民政协报10版 教育周刊  解艳华编辑